张学良晚年回避提及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西安事变”，并非他有心遗忘，而是他难以启齿。懂历史的人都清楚，“西安事变”实际上是他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自救行动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张学良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。11月20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的一则标题为《马君武感时近作》的文章，更是将舆论推向高潮。其中，有两首《哀沈阳》组诗，其中一首这样写道：“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最当行；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师入沈阳。”这里的胡蝶是当时的“电影皇后”，而赵四就是张学良的妾室赵四小姐，朱五朱启钤的五女儿，也与张学良有过牵扯。这几句诗，是在骂张学良好色不管事，导致东三省丢失。

尽管张学良没有直接抵抗日军，但他的处置并非如诗中所言沉浸在温柔乡中。实际上，他当天进行了具体的处置，只是，他的处置，是依据蒋介石的命令进行的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大锅。这锅实在太大，张学良背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为了自救，他率东北军抗日，有了1933年的热河守卫战。热河失守后，张学良引咎辞职，远赴欧洲。

在欧洲的一年，张学良迫切想要自救，他会见了一个人，那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。张学良认为：中国也需要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那套政治制度，他认定只有这种集权模式才能复兴中国。

回国后的张学良，对蒋介石言听计从，认为只有蒋介石可以成为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。然而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很快，张学良的反叛心理就被蒋介石和现实给激活了。

蒋介石安排张学良去西北围剿红军，张学良一开始是支持的，但很快就发现红军并非易于对付的敌人。在与红军的战斗中，张学良经历了三次惨败，东北军的伤亡以万计。残酷的现实让张学良非常痛苦，他清楚：再这么打下去，他的东北军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可能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个现实也摆在了张学良的面前：东北军开始剿共后，国人都骂东北军不打日本人，净把枪口对准自己人。东北军士气低迷，将士怨声载道。

张学良决定自救，为自己，也为他的几十万东北军。这时，另一个和张学良处境相同的将军出现了，他就是杨虎城。在与红军的交战中，杨虎城同样遭遇了惨败，且并不支持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

后来，张学良改变了策略，他联合了杨虎城和红军，达成了停战协议。张学良选择跟红军达成停战协议，除了因为他怕挨揍外，还因为他想通过共产党和苏联接触，争取到苏联的援助，然后打回东北，赢回自己和东北军的名誉。

西安事变背后，还有一个直接的主推因素：张学良发现，自己在剿共的时候，蒋介石居然背地里和胡鸿钧进行了以停战为目的的秘密谈判。张学良非常愤怒，决定发动兵谏，活捉蒋介石。

苏联在得知西安事变后，将张学良、杨虎城逼蒋抗日，定性为了破坏团结抗日、亲日分子蓄谋已久的恶劣事件。但共产党这边，毛泽东早已第一时间认定：蒋介石不能杀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，促成全国、全民族统一抗战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最终，西安事变在各方势力干预下和平解决。只是，此后，杨虎城被囚禁，张学良也被软禁，而这一软禁竟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之久。

尽管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遭遇悲惨，但若他不发动西安事变，结果可能将更惨！不得不说：某种程度上，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较为有效的一次自救。

毕竟，西安事变后，他帮助中国实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，如此，他也就由之前的“国家罪人”，成了有功之臣。后来的新中国还因为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，而将他列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”之一。